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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陀宗乘之庙:见证汉藏建筑艺术交融

来源: 河北日报 作者:李冬云 2017-04-06 09:59: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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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普陀宗乘之庙主体建筑大红台及周边裙楼。

  普陀宗乘之庙琉璃牌坊。

  摄于1934年的普陀宗乘之庙南正门。

  万法归一殿屋顶修复后重新铺装铜鎏金鱼鳞瓦。孙颖卓供图

  技术人员正在修复大红台外墙上的无量寿佛雕塑。孙颖卓供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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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承德避暑山庄、外八庙是我国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和周边寺庙群。这其中,普陀宗乘之庙,是外八庙中规模最大的寺庙。

  1961年,普陀宗乘之庙被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1994年,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群被列入《世界文化遗产名录》。

  然而,200余年栉风沐雨,一系列问题曾威胁着这座恢弘古建筑的安全。

  2016年6月,历时三年的普陀宗乘之庙全面修缮工作完工并通过国家文物局验收,普陀宗乘之庙再现昔日风采。

  跟随普陀宗乘之庙保护修缮工程总工程师孙颖卓、承德市外八庙管理处文物科赵宏芳,记者走进这座具有藏式建筑神韵的清代皇家寺庙,为您解读为什么这座有“小布达拉宫”之称的普陀宗乘之庙,堪称汉藏建筑艺术交流融合的典范。

  1从青藏高原到燕山山麓:

  “小布达拉宫”更求神似

  3月27日上午,孙颖卓在普陀宗乘之庙前的公路边下车。他特地停下脚步,静静眺望这座位于公路北侧的宏伟建筑。

  “普陀宗乘之庙”,山门前,是乾隆皇帝亲题的匾额。“普陀”,是观音菩萨的住地,“普陀宗乘”意为观音菩萨讲经说法的道场。

  作为普陀宗乘之庙保护修缮工程项目负责人,过去三年多,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第三研究室副主任孙颖卓,已经记不清来过这里多少次。这一次,他来为修缮工作做最后收尾。

  2013年6月到2016年6月,省古建所对普陀宗乘之庙50余座单体建筑进行了一次全面、系统的大修,这也是最近30年来的第一次。

  “百看不厌”,孙颖卓自言自语。2013年6月,初来普陀宗乘之庙,他就被这座藏式风格建筑迷住了。

  占地560公顷的热河行宫(今避暑山庄),是清代康乾二帝在北京古北口外兴建的20座行宫之一,也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座,历经90年完工。在其东、北两侧,两位帝王还先后修建了12座寺庙,对行宫形成众星拱月之势。清政府为管理寺庙设置了八个“下处”(即办事处),加之建在京师之外,12座寺庙合称“外八庙”,泛指塞外(古北口外)驻有喇嘛的寺庙。

  这其中,规模最大的就是普陀宗乘之庙。

  普陀宗乘之庙,还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——“小布达拉宫”。承德市外八庙管理处文物科的赵宏芳,是最了解它前世今生的地方研究者之一。

  “建成于1771年的小布达拉宫,其实早在二十多年前,就已经在乾隆皇帝的谋划之中。”赵宏芳说。据记载,乾隆十三年(1748年),皇帝就曾派出两名官员、一名画师、一名测绘师前往西藏布达拉宫,进行测绘临摹。

  尽管当时的技术无法做到今天的工程级测绘,但这次万里迢迢前往西藏的测绘,应该带回了“小布达拉宫”最初的建筑蓝本。

  乾隆十三年的西藏布达拉宫,是什么样呢?

  布达拉宫建于拉萨河谷的红山之上,山四周皆平原,庞大的宫城包住整座山头,高耸入云,气势磅礴。从山顶到山脚,落差100余米,东西360米,主体建筑红宫有13层。

  “当时的布达拉宫,整座建筑自南而北分为三部分,前面白色的宫城区,红山山顶的宫室区和后山的湖区。与今天相比,许多建筑当时还没有。”赵宏芳说。

  承德与西藏,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差异巨大,完全模仿无法实现。乾隆皇帝是如何把这座宏伟宫殿“搬到”燕山缓坡之上的呢?

  “不求形同,更求神似”,赵宏芳说,这样的“概念性写仿”是小布达拉宫的营建原则。

  对比可以发现,小布达拉宫的上下落差只有43米,东西长度约150米,主体建筑大红台外观仅有7层。

  “仿布达拉宫,有取有舍,仿的主要是宫城和山顶宫室两部分,舍去了山湖区,而且仿的是建筑的代表性特征,轮廓、比例和藏式建筑外墙特有的红白色调及梯形盲窗等,而不是具体建筑。”赵宏芳说。

  外八庙中,以此原则仿建的还有仿新疆固尔扎庙的安远庙,仿西藏三摩耶庙的普宁寺,仿西藏萨迦寺的普乐寺,仿西藏扎什伦布寺的须弥福寿之庙等。

  而且,完全模仿没有必要。

  因为乾隆皇帝需要的不是一座布达拉宫,而是王朝处理民族和边疆事务的场所。

  2建筑风格混搭:

  细节体现汉藏合璧

  坐北朝南的普陀宗乘之庙,以琉璃牌坊为界,分为南北两组建筑群,自南正门、碑亭、五塔台到琉璃牌坊,建筑呈现汉式建筑的中轴对称,琉璃牌坊以北建筑则是藏式建筑典型的散点式布局,众多藏式平顶白台随山就势,簇拥着寺庙最北侧的主体建筑大红台。

  大红台,也是本次大修的重点之一。

  大红台仿布达拉宫红宫建造,从局部看,同样有着红宫的磅礴气势。其建筑面积达10000多平方米,分为红台、白台两部分。白台为实心基座,高18米,以条石包裹山体砌成。红台高25米,外观有7层,1到4层为实心台座,上面3层,内有建筑。

  今天,参观游客可以自由前往大红台,但在清代,只有极少数处在权力顶端的人才能登临。

  渥巴锡,这位崇信藏传佛教的土尔扈特部首领,就有幸穿过这条皇家之路,在大红台中心大殿——万法归一殿,见到了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。

  那一天,是乾隆三十六年(1771年)农历十月廿七。当天,是普陀宗乘之庙的落成大典,在万法归一殿内举行了盛大的法会。

  民族史上的重要事件土尔扈特部东归,就发生在普陀宗乘之庙落成的这一年。远离故土二百余年的土尔扈特部,在首领渥巴锡的带领下,以牺牲十万族人为代价,逃离沙俄,以史诗般的长途跋涉重返祖国,在普陀宗乘之庙受到乾隆皇帝的接见。

  渥巴锡与各少数民族首领一起到万法归一殿瞻礼,不只为寺庙落成,更为祝寿——前一年,是乾隆皇帝的六十大寿,这一年,又逢皇太后的八十寿诞。

  今天,穿过南正门,在一座重檐歇山的正方形碑亭内,并排竖立着三座高大石碑,乾隆皇帝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,记述了建庙的意图和土尔扈特部流落异国又东归故土的始末。

  碑记还记载了万法归一殿的藏式建筑形式——“都纲法式”。

  “都纲”意为大殿,指的是僧众集会的经堂,是寺院中等级、规模最高的主殿,建筑平面呈“回”字形,回廊群楼内院嵌套正方重檐攒尖亭阁,形成封闭院落。这种建筑形制,满足了僧众讲习经文、信徒祈福拜佛的需要,又有着强烈的向心趋向。

  在普陀宗乘之庙,藏式与汉式建筑风格的混搭随处体现。

  大红台外墙上,除了上面三层设置有可以通风采光的实窗,台座四层上全部为不能开启、砖石砌成的盲窗。

  盲窗,是典型的藏式建筑特色。

  在藏传佛教中,规定僧人修行要排除外界干扰,盲窗就是“关门闭户,专心修行”的象征。而实窗沿1米多厚的墙体向内倾斜45度,透过窗子,僧人只能望见天空,看不到花花世界,也是为潜心修行设计。

  而在穿过南正门后面这座典型的汉式碑亭之后,我们又可以看到一座藏式的五塔门。

  这样一座汉藏风格融合的“小布达拉宫”,其主要功用,究竟是什么呢?

  在普陀宗乘之庙中,有一座建筑,回答了这个问题。

  这就是琉璃牌坊。

  它不仅在空间上将寺庙分隔出南北两组建筑群,还抽象地为皇家建筑划出一道等级森严的分隔线。

  赵宏芳引用一段文史资料,讲述了这座皇家寺庙对于瞻礼者严格的等级规定:“凡蒙古扎萨克等来瞻礼者,王以下、头等台吉以上及喇嘛等,准其登红台礼拜。其余有官职者,许在琉璃牌坊瞻仰。余概不准入庙门。”

  就连寺庙中的喇嘛,也不同于一般寺庙的僧人,他们被称为“御用喇嘛”,因为寺庙佛事活动都服务于清廷的需要,朝廷负责向喇嘛发饷。

  乾隆年间,是外八庙最为兴盛的时期,当时有来自各地的喇嘛千余名,其中普陀宗乘之庙最多,有300余名。

  3从“修旧如旧”到“修旧见新”:

  古建修复旨在还原历史

  普陀宗乘之庙的没落始于清代同治年间,由于清廷实力日渐衰落,按惯例拨付给热河行宫及外八庙的修缮费用在这时被终止。此后,随着清末民初战乱的破坏,这座盛极一时的皇家寺庙悄然沉寂。

 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陆续展开的一轮轮古建维修工作,才将其从沉睡中唤醒,得以重放昔日光彩。

  “游客可能无法直观感觉到修缮前后的变化,但我知道,现在的它比3年多前要‘健康’得多。”孙颖卓话语间带着自豪,又充满自信。

  古建修复工作者就像保护森林的啄木鸟,他们能看到外行人看不到的问题,并想出修缮之法。

  孙颖卓拿着万法归一殿修缮前屋顶的一张照片给记者看,照片中交叉铺装的椽飞、望板大部分已经糟朽,“不揭开房顶的铜鎏金鱼鳞瓦,是看不到这些的。当初建筑屋面层已经支离破碎,下雨时,殿内沿着椽子向下滴水。”

  屋顶漏水、椽飞望板受潮糟朽,主要原因是瓦的残缺错动和瓦下的苫背排水、防水功能部分失效了。

  “许多铜鎏金鱼鳞瓦的边缘开裂、松动变形,雨水就顺着缝隙流到瓦下,望板上层的灰土苫背,年久变性,防水功能变差,所以椽飞、望板就像蛀牙一样,一圈圈从内向外糟朽。”孙颖卓形容。

  更换新的椽飞、望板,修补苫背倒是古建修缮中的常规工作,轻车熟路。但这时候,一个古建修复工作者此前从未遇到的难题出现了——这就是铜鎏金鱼鳞瓦的安装归位。

  这是孙颖卓他们接手修缮的第一座铜鎏金鱼鳞瓦顶建筑。据记载,当年建庙时,仅铜瓦鎏金一项,就用去黄金一万余两,可见其规格之高。事实上,目前这种形式的建筑在全国也只有8座,其中普陀宗乘之庙里就包含了3座。由于近年来没有对这类瓦顶进行过大规模的修缮,可供参考的维修经验和资料少之又少,只能通过自己探索。

  “这种瓦不比汉式建筑筒板瓦屋顶那种一片压一片排列叠放的瓦片,两片间的空间余量可以调节。片片鱼鳞瓦之间都要以相同的叠压尺寸铺装,必须严丝合缝,否则边缘瓦片要么铺不进去,要么空间太大留缝隙。我们反复进行铺贴实验,才摸索出一套安装归位鱼鳞瓦的完整方法。”孙颖卓说。

  和鱼鳞瓦一样重复施工的,还有安放在大红台顶部外围佛龛内、琉璃质地的无量寿佛。无量寿佛本有93座,但由于历史原因,其中12座遗失、损坏,需要仿制补配。

  补配需要一件真品做样品。不放心别人取,孙颖卓亲自登上十几米高的脚手架,从佛龛中请出一座真品,放入专门定制的木箱中,带到北京一家专门烧制古建琉璃构件的厂家。

  “结果第一次出炉的一窑佛像并不如人意,头都微微往前耷拉,没精气神儿。”其实,佛像都会放到大红台外墙几十米的高处,参观者用肉眼根本看不出这细微的缺陷,但孙颖卓不想将就,要求重新烧制。

  “修旧如旧”,他们精益求精。

  根据文物保护原则,古建筑维修需要使用原材料、原工艺,但当原材料、原工艺不能满足文物保护的需要时怎么办?

  在修缮普陀宗乘之庙时,孙颖卓他们经手修缮了大量的平屋顶建筑、普陀宗乘之庙数十座最具藏式特色的建筑——只起装饰作用的实心平顶白台。

  “防水系统本就是传统平屋顶建筑最薄弱的环节,承德冬季气温常在零上零下波动,雪水渗入建筑内部后,建筑反复出现冻融、冻胀,造成墙体酥碱、粉化、胀裂、鼓闪甚至坍塌。”孙颖卓介绍,冻融、冻胀在普陀宗乘之庙古建中普遍存在,而沿用古代建筑工艺,根本无法解决渗水问题。

  为了文物安全,孙颖卓决定,大胆尝试新材料、新工艺。

  通过试验,他们在白台顶面灰土层和砖面之间增设了一道卷材防水层,并选择传统材料青灰背作为卷材基层,这样既可以达到防水效果,又不改变古建筑外观。

  “最早维修的白台采用这一防水技术后,已经过去了三年,我们密切观察,防水层已经成功阻隔了雨水,效果很理想。”孙颖卓满意地说。

  在古建修复过程中,除了修旧,还能见新。古建修复工作者常会为发现几块砖瓦、石头激动不已。

  孙颖卓在普陀宗乘之庙的修复中,就曾为发现了一段东西走向、长约3米高约50厘米的围墙基址,“乐呵了好多天”。

  孙颖卓特地带记者去看这处新发现,一段残存的断壁残垣被淤土淹埋了大半,沿琉璃牌坊向东延伸,不是特别指出来,基本看不到它。

  “这可不像考古挖出个宝贝,你一看就觉得是好东西,其实这石头、砖瓦都会说话,只是外行人听不懂。”

  孙颖卓“翻译”出残墙说的话,它告诉我们,过去在琉璃牌坊以东是有围墙分隔的,而且可以证明这一推断的是,在琉璃牌坊的西侧,现在仍留存着同样砌法的围墙。

  将两处联系起来,孙颖卓推断,当时的普陀宗乘之庙不像现在,琉璃牌坊的南北两侧是以围墙严格分隔的,等级不够的官员们,只能在琉璃牌坊下参加皇家佛事活动,这恰好与记载相互印证。

  “这只是个小小细节,但我们今天发现了它,保护了它,没有让时间把它冲走,那后人对这里的了解就可能更接近历史原貌一些,我们的工作就有意义。”孙颖卓说。

  感谢承德市外八庙管理处为本报道提供大力支持,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其提供。

关键词:普陀宗乘之庙,汉藏建筑,艺术

责任编辑:刘澜澜